来自银河系

被选召的孩子

爱丽丝说:“对于那些已经失去的人们,已经失去的事物,能够有所意义的职业,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,也就是作家和侦探。只有作家,才能让这些在梦中复活重现;只有侦探,才能把这些从墓中挖出来,并整理为信息。”


对民族文化本质的揭示,不过是为了掩盖事物的明显原因,命运论只会使人们的思考偏离真正的问题,使人们免除意识形态、偏见和幻觉的责任,忽略每个人的具体责任,陷入民族主义的自欺。唯一的选择是意识到现实,丢掉幻想,不再陶醉于民族的光荣、智慧和文化。


自由和法治是正常社会机制的基本前提,这不是历史的重大事件,而是正常的回归。如果这个制度声称它在试图消除非正义,不如说是它在试图消除自己积累的愚蠢。


小国有小国的光荣和智慧,大国往往会因意识到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而产生集体意识和自大,自以为命定要拯救世界,追求政治上的对外影响和文化上的自我中心,而受强权摆布的小国命运就是抵制全球一致性的影响,维护自己的民族特点。


就是说,虽然青年对于历史进步的贡献卓然,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却是:在整个20世纪,青年在充当暴政的帮凶方面,却是难堪地功不可没。人们赞美青年的勇敢和叛逆,但另一面的现实则是,青年常常用隐身于群体的方式来追求个性,用为专制者冲锋陷阵的方式来表现叛逆,其勇气背后往往是选择性的沉默。当然可以为青年辩护的是他们单纯、易受骗、易被煽动。集体化运动多年以后,一个苏联前积极分子却说:我们被欺骗,是因为我们想被欺骗。


春秋时代,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。侠人义士救危扶困,济人不赡;路见不平,拔刀相助;知恩必报,赴火蹈刃;受人之托,一诺千金。赵氏孤儿、聂政刺侠累、荆轲刺秦王,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,演绎了那个时候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,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、生死相许。春秋时代的侠客,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。他们行侠仗义,不是为利,甚至不是为名,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。


在明朝,士人们做隐士的自由首次被剥夺。朱元璋认为拒绝为他服务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,发布命令:“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。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,是自外其教者,诛其身而没其家,不为之过。”在这道前无古人的律令下,苏州才子姚润、王谟因征诏不至,被朱元璋斩首、抄家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,以示不肯出山做官,被朱元璋“枭令,籍没其家”。中国士人从此失去了最后一块保持独立性格的空间。


蒙古人在中国所遇的抵抗是他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最为顽强的。事实上,南宋军队虽称软弱,但是也涌现了众多铁骨铮铮的人物:襄阳之围,宋人坚守了5年。1275年的常州之战,数千守军战斗至死,只余六人,反背相柱,杀敌多人后才壮烈殉国。

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,数十年的抗元战争,最可怕的后果是消耗掉了汉民族最精英的人物。那些有血性、有骨气、有胆量的人大面积地被消灭。


自嘲的前提是——自信。非常自信,才能自嘲。

仔细看林黛玉和史湘云吵架,一个说“他原是公侯的小姐,我原是平民的丫头”,另一个说“他是主子姑娘,我是奴才丫头”,挺有意思。这两个人都是公侯千金,所以这自轻自贱的话说的可以这般坦荡磊落,因为她们都知道——我和我说的人,都不是我所说的那样。

张岱说:“人无癖不可与交,以其无深情也。人无疵不可与交,以其无真气也。”